最近对一档综艺节目很上瘾，就是《见字如面》。这档节目脱胎于英文节目《Letters Live》，二者都是挑选一些著名人物所写的短信件，这些信件指向重大历史事件或者人生中的重要转折，读出来，让更多的人感同身受。然而，在朗读环境、信件选择、朗读人选和如何解读四方面《见字如面》又有其独特之处。
　　先说朗读环境，《见字如面》的选取很妙，它没有选择华丽异常的大舞台或者密闭的小房间，而是选择了北京红砖美术馆，观众围成一圈，读信者在中间，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圆形广场。这种场所最适合观看、聆听与感受，而在读信者的后方，是红砖砌成的背景，红砖其实也与信件的特质非常契合——朴素而厚重。
　　信件的选择可谓海量，节目组成八人选信小组去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找信，选信小组已经读信过万封，总导演关正文表示：“只要我不喜欢、只要我不认为它有传播价值，它就不会入选。”而信件的年代从春秋战国到当代都有，涉猎面极广。就拿近现代书信来讲，很多入选信件的作者并非为人熟稔的，往往是一些不太知名却做过不平凡事情的人，而信件中体现出了引发共鸣的人类感情。这点十分可贵，节目组并没有完全根据作者知名度来衡量一封信的优劣短长，而是充分考量了信件故事与信件质量。
　　读信会涉及文言文的问题，节目中选取了不少古代信件，甚至一些近代信件直接读出来也不好理解，这就涉及翻译的问题。文言文虽然不太容易通过直接朗读来理解意思，但是文言文的韵律美和文辞美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何在翻译成白话文和适度保留一些易懂的古文原句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很考验翻译人员的功力，有些言辞铿锵的原文在改成口语之后变得俗软无力，这或许是节目需要改进之处。
　　总导演关正文的那句“传播价值”，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作为观众有一个感受，无论是什么年代的信件，最终都要落脚到对当代的启示。古人的生活态度、古人的精神、民国人士对现代重要问题的思索，都应有当代意义。许多私人往来的信件，在经过节目传播后就更具意义。比如黄永玉对曹禺直言不讳地说道：“你为势位所误。”“醒来吧，把沉睡赶走！”谁又能说不是对每位创作者的当头棒喝？而两人一人直言无隐一人坦言接受，也反衬出时下互相吹捧的生态有多么不堪。
　　《见字如面》的读信者都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另一档综艺《朗读者》则是请当事人来讲自己的故事，由于是选取当事人来朗读，所以对嗓音条件和朗读水平并没有要求，又由于朗读前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访谈，使得《朗读者》更像是访谈类节目。当然，观众口味不同，偏爱的类型也不同。有些观众需要先对背景故事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入戏”，也更偏爱当代的“活人”故事，所以喜欢《朗读者》多一些。而有些观众更希望享受纯粹的朗读时光，信件选取也是时间跨度越丰富越好。这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要说的另一点倒是两档节目都做到了，就是性别对应，男读信者要读男作者的信，女性亦然。《见字如面》的源起节目《Letters Live》做得就不太好，有让女性来朗读男性信件的情况，这种性别反差很容易让人“出戏”。
　　其实，作为一个朗读节目，最好是要做到忽略读信者本人，让读信者“成为”写作者才是最高境界。观众忘记了读信者是谁，而是觉得演员嘴里读出作者的声音，演员眼中流下作者的眼泪，才能完全进入到信件的情境之中。所以，在读信的时候，灯光不能太强，脸部不能给距离很近的大特写，除了声音之外，要尽可能地弱化读信者本身。这一点节目组做得不错。而对于现场观众而言，除了聆听和鼓掌，不要做其他的事情，有的观众是演员的粉丝，还会举着写着演员名字的牌子，这是不可取的。演员在这里不是明星，他是一个读信的人。
　　《见字如面》的主要解读都在读信之后，由女主持人来主持，许子东和杨雨教授用聊天的方式来谈彼此的想法。其中有很多发挥之处，并不是照本宣科，也会摩擦出火花，给人生动的感受。但主持人可能受限于知识面，并未能成为一个掌控者，只承担了聆听角色。杨雨的现代文学知识也偏弱一些，许子东能够结合自身与写信人的交往，来聊一些鲜活的细节，给观众一些增量。但或许是因为过于即兴，准备较少，也会出现两位解读人犯错的情况。比如有一次从“四清运动”谈到三年自然灾害，杨雨问亲身经历的许子东是不是1961至1963年，许子东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其实应该是1959年至1961年，出现这样的错误实在是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