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盐商文化对天津民风民情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疚，从天津民俗整体看，都很明显。

　　天津屯本为军事建制。因此，民风?悍，造成遇事讲打讲闹的社会风气。而盐商如顺治时张霖、康雍间的查日乾（天行）、安歧（仪周），起造园林，延揽名士，换名话说，在天津，“引进文化”，成为一时风气。安歧“无声争之好，惟涉古今书画名迹”，“收藏之富，甲于海内”，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津文化的建设者，范宽〈雪景寒林图〉，孙过庭〈书谱〉都是字氏家中物。盐商收藏名迹的风尚，在晚清“八大家”中李善人身上遗风犹存。李家珍藏宋元明珍本图籍多种，是旬清大藏书家之一。

　　天津儒学始于明正统间。在明、清两代，不但有文学、武学，还有商学。商学的生员即来自商、灶（盐灶）两稽查，主要来自盐商，早期也由盐商承担经费。盐商积极兴学，既因本身富于财力，又因商、灶两稽查子弟可人科场，步入仕途。天津第一所学校（康熙五十八年）“三取书院”，早期经费全由长芦盐商支会。第二所“问津书院”。则由盐商查为义献产而设。天津河东盐索一带，从不讲读书习文，乾隆举人杨一昆（无怪）在此设“起凤楼书社”，使民风民情大为改观。而杨家即是盐商。天津一地，民风民俗由尚武而崇文，不能不承认盐商文化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就天津情况讲，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正畸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盐。遂闲堂张家行盐有了钱，儿孙都步篱仕途；无锡华氏（南华）北迁后，祖先业盐，后世出了内阁中丞华世奎。李叔同（弘一）之父李世珍（小楼），为同治进士，致仕后因办盐务成了巨富；杨一昆及其子杨恒占（进士）也是先仕而盐发家的。无论如何，科场功名，总是对文化的一种启动力。

　　但盐商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用钱堆起来的，无论起造园林，收藏名迹，延揽名士，纵情诗酒，没有钱是办不到的。风月繁华的基石是白银。这说又影响天津的社会风气“俗尚奢华”。“八大家”中的盐商振德黄、长源杨、益德王、益照临张（海张五）、李善人，无不以挥霍性开支而闻名津沽。天津鼓楼东姚家也是盐商，而且姚丰年、姚承丰父子两世进士，财力不下“八大家”，但家风清正，生活简约，就不属八大家。从这一点看，盐商文化对天津风俗糜烂又有大关系。聘闺女讲究：“过嫁妆”，娶媳妇讲究“亮轿”，死人讲究“出大殡”，办会讲究“设摆”，把家中珍贵文物摆出去，实际是“摆阔”。由于金钱悖入悖出，因此天津又有“宝贵无三辈，清官不到头”的说法。杨一昆在〈天津论〉里说：“第一是走盐商，走久接（结）地方。一派纲总（盐商公会头目）更气象：水晶顶，海龙裳，大轿玻璃窗儿亮，跑如飞蝗，把运司（盐官）衙门上。店役八九个，围绕在轿旁，黑羔马褂是寻常。他（盐商）的来头可想。”这就是盐商的日常面貌和文化形象。

 　　盐商办文化事业并不单纯出于倾心文化艺术，主要还是附庸风雅。张霖、查莲坡皆能诗，但有几首为人传诵？天津诗人还是“独有清韵在梅花”，属于那家族累世清芬、佳仕途蹭蹬的梅成栋祖孙。清代天津也没有出现大书法家、大画家，更没有“金陵八家”、“吴门四子”画派。盐商中人对于艺术总是浮皮蹭痒、水过地皮湿，点到而已（盐商后裔另论）。这种创作风气，影响甚深。